近日，在2026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新年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周俭教授发表了主旨演讲。
他认为：医院高质量发展，不仅能够保障人民健康，更能够推动医学进步，筑牢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根基。
周俭院长正在演讲。（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提供）
“中山诺贝尔奖”
中山医院近年来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医疗创新？这要从普遍开展的临床研究说起。
20世纪90年代，中山医院的王吉耀教授率先将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引入中国医学教育体系，主编了国内首部《循证医学与临床实践》专著。循证医学与传统医学有着重要区别。传统医学以个人经验为主，循证医学的实践则强调采用现有的、最好的研究依据，主要就是指临床研究依据。所以，中山医院是国内最早开展循证医学和临床研究的医院之一。
临床研究要有病人，因此中山医院设立了专门的临床研究病房，这些临床研究病房目前是上海市临床研究的示范性病房。明年年底建成的中山医院国家医学中心建设项目的重点工程——上海国际医学科创中心将设500张研究型床位，这些床位不是用于一般的临床治疗，而是专门用于临床研究。
在AI时代，信息化也进一步助推了临床研究的智慧化和高效化。中山医院建立了一体化平台，使临床研究的整个过程全面实现数字化。
比如专病的随访，以前靠人工打电话给病人，了解病人的术后情况，现在用信息化技术跟踪随访病人，并提醒病人复诊、进行下一步的治疗。特别是中山医院的肝癌病人，70%都是外地的甚至是国外的，我们可以用定制的软件和智能体定期随访，再用大数据开展临床研究和分析，这是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一种有益尝试。
此外，医院还不断加大投入，拿出真金白银来鼓励医护人员进行临床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山医院的临床研究一步步迈上了新的台阶。仅2025年，由中山医院的医护人员发起的临床研究项目就有759例。这些研究都是为了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而开展的。
有了临床研究的成果，怎样实现成果转化呢？我们建立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全周期管理模式，包括专利的申报、推广和转化。
昨天有位专家给我打电话。他研发了一种治疗老年痴呆的药，他说他发现了一个靶点，需要到国际上去申请专利，希望中山医院能够给予资金支持。像这样的研究成果，如果中山医院能够给予他专利申报的帮助，无疑能为临床成果的转化打下基础。类似的专利申请，中山医院一直是鼓励和大力支持的。
在医院科研处有个成果管理和转化科，只要你有好的想法，只要你有好的项目，我们就有申报专利的专家来为研究成果的转化保驾护航。
另外，我们成立了科技创新基金，这是一个专门用于科技孵化的基金。我们还创立了中山医院临床新技术应用推广奖，这个奖项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中山诺贝尔”。
以前医生评职称要写论文，但我们医院规定，如果你有发明专利或独特的技术，也可以按标准在职称评定时与论文同等认定。我们将知识产权转化纳入了医务人员考核晋升的评估体系。
就这样，10年间，中山医院申请专利4600余项，2300余项获得授权，580项实现转化。比如医院的护理部，每年都有数十项专利，每一个小小的创新都可以用来服务于病人，服务于临床。
我们还通过与百余家企业和平台签约，持续推动高水平的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研究成果转化。中山医院长期与联影医疗、迈瑞等国内医疗创新企业深度合作，建立了“医—研—产—医”创新循环体系。2019年4月，全球首台具有194cm轴向视野的全身PET/CT落户中山医院。
如今，在多个权威排名中，中山医院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医院科技量值连续5年排名全国第三、上海第一；连续3年在中国医院创新转化排行榜综合榜单中位列全国第三；2025年获评医学创新转化领军型医院（全国20家）。中山医院还获得全球生物医药产业发明专利排行榜第87位，是中国唯一进入全球100强的医院。作为一家医院，能够因其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而进入世界前列，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唯有创新
在临床诊疗中，90%左右的疾病是无法被彻底治愈的，诸多科学难题亟待突破。唯有创新，才能使医院的诊疗水平不断提高。
樊嘉院士和我带领肝脏外科团队，针对肝癌早筛早诊和精准治疗，研发了首个国家药监局批准的核酸类肝癌体外诊断试剂盒，并成功应用于临床。病人只需采集0.2毫升血浆，就可以发现5毫米的肿瘤，大大提升了肝癌的早期诊断率。
要知道，二三十年前，一旦发现肝癌都已是8厘米以上，所以治疗效果很差。随着试剂盒的应用普及，我国肝癌病人5年总体生存率有望进一步提高。
心内科主任葛均波院士及其团队潜心15年攻关研发的首款国产完全可降解冠脉支架，荣获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CIIF大奖。该支架自2020年3月4日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上市以来，已有700多家医院近3万名病人成功植入，在同类产品中市场占有率第一，有望在未来逐步替代金属支架，每年将会有超过15万例冠心病病人获益。
葛均波院士团队还自主研发了世界首款经心尖二尖瓣夹合器，相对于国外同类器械，具有操作简便、夹合范围更大、适应证更广等优点。该二尖瓣夹合器已获批上市。
在医学界，脊髓损伤导致的瘫痪一直被视为“不治之症”。2025年初，中山医院的一个“神经搭桥”手术改写了医学史——两颗米粒大小的电极芯片被植入一名34岁病人体内，让他瘫痪了两年的双腿“听懂”了大脑指令，奇迹般站了起来。
这一系列的创新成果，正是在各学科领头人的带领下，从临床到科研、再反哺临床快速转化的结果。
2019年12月6日，在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成立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40位新生命超过“20岁”的肝癌病人唱起了《歌声与微笑》。
被“逼”出来的首例
回到我自己的本行——我是做肝脏外科手术的，我的两位老师汤钊猷院士和樊嘉院士都是中国肝癌治疗领域的泰斗级人物，他们的创新精神一直鼓励着我。
2015年，一个6岁的肝病患儿需要手术，但她的父母都是普通打工者，没有条件进行肝移植。我灵机一动，正好那天有一个良性肿瘤的切除手术，我就把切肿瘤的时候一起切下来的一小块正常肝组织，种在这个小孩子身上，没想到手术成功了。这是全球首例“成人废弃肝脏—儿童肝”移植手术。
这个孩子前年寒假来医院检查，有好心人赞助她去迪士尼玩，她脸上的笑容特别灿烂，今年寒假来上海复查肝功能，也一切正常。
我还遇到过一个肝癌病人，体重125公斤，肝移植手术需要体积很大的供肝。他爸爸愿意捐肝给他，但是他爸爸太瘦小，供肝的体积不够。怎么办？
我记得那时是2022年3月，病人危在旦夕。我想：能不能有一个废弃肝脏，加上他爸爸的肝脏，两个肝脏合在一起，再种在病人身上？创新有时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那天真是巧，也有一个病人进行良性肝脏肿瘤的切除手术，于是我又完成了国际首例“活体亲属肝+废弃肝”双供肝移植术。这些创新解决了我国肝癌诊治中供体严重短缺的困境。
给大家科普一下，肝脏是人体中唯一一个能够增生的实体器官。在这个基础上，我做了亚洲首例联合肝脏分隔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ALPPS），用于治疗不能用传统手术方法切除的巨大肝癌病人。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做了200多例ALPPS手术，中山医院已成为全球手术治疗巨大/多发原发性肝癌数量最多的中心。我们创建了ALPPS治疗中晚期肝癌的外科体系和全流程病人管理方案，病人生存率处于国际领先行列，很多病人已经存活超过10年。
2024年5月，我们又成功开展了国际首例“废弃肝”肝移植联合ALPPS术。当时，一位结肠癌肝转移的病人已经做了28次化疗，并出现了耐药。她们家经济条件也不太好，做肝移植会花掉家里所有的积蓄。怎么办？
我说就用“废弃肝”，因为之前有过利用“废弃肝”的成功经验。但是，“废弃肝”不够大，我就想：肝脏不是可以增生吗？“废弃肝”能不能种入人体内再增生？于是，我把她的肝脏一劈为二，把左边换成“废弃肝”。7天后，“废弃肝”增生了70%。然后，我再把她的右边肝脏也换掉。手术获得了成功，这位病人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肝癌防治的中国方案
最后我来讲一讲肝癌的防治。
2025年，由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团队主导，联合全球51位专家，在《柳叶刀》杂志上发布了《全球肝癌防治策略和行动计划》。这是《柳叶刀》200余年历史上首次发布由中国学者主导制定的针对全球重大疾病防治的战略框架和行动计划，标志着“中国智慧”在某些疾病领域已经开始引领全球战略方向。
2025年9月10日，“加强肝癌防治，提高生存质量”研讨会在中山医院举行。《柳叶刀》杂志的主编Richard Horton先生亲临现场，探讨全球肝癌防治的战略与实践。他的出席不仅是对医院学术引领力的高度认可，也象征着中山医院与国际权威学术平台开启了深度合作的新篇章。
肝癌因潜伏期长、早期症状隐匿被称为“沉默杀手”，预计到2050年，全球每年新发肝癌病例将达到152万例。
原发性肝癌是我国的一个大病，全世界近一半的原发性肝癌发生在中国。原发性肝癌的病因是什么呢？
第一，与乙肝有关。现在大家都打了疫苗，所以乙肝病例有所下降，但在40岁以上的中年人中，仍有相当比例的人呈乙肝阳性。对于这部分人来说，每年一定要体检一次。特别是有肝病史、家族史的人，每年最好做一次腹部超声体检。
第二，与吃有关。吃花生、玉米千万要注意，一旦发霉要赶快扔掉。喝水一定要喝干净的水。
此外，一定要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我们最近特别强调肥胖和脂肪肝的问题。国家卫健委提倡“体重管理”，肥胖和脂肪肝对多种癌症影响巨大。
预防和早诊依然是打赢肝癌之战的关键。如果我们能全面筛查高危人群（乙肝、丙肝、肝硬化、代谢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尽早发现、尽早手术，再根据病情合理使用靶向和免疫治疗，肝癌防治一定会取得巨大进展。
《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6版）》是国家卫健委委托中山医院来主导制定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山医院的肝癌病人生存率是全世界最高的。
我国肝癌病人的总体五年生存率是14%，而中山医院肝癌手术切除后的病人五年生存率达到了70%以上。制定诊疗指南的目的，正是为了把我们及其他兄弟医院的经验向全国、向全世界推广。
2019年，在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成立50周年之际，我们请了40位生存20年以上的肝癌病人一起参加活动。当他们唱起《歌声与微笑》时，很多专家都流下了眼泪。
其中有一个病人，39岁时因肝癌住进中山医院，当时我还是一名住院医生，由樊嘉院士的导师余业勤教授给他开了刀。十年以后，病人病情复发，樊嘉院士给他做了肝移植。肝移植十多年后，他再次病情复发，这次由我给他开刀切除了肿瘤。这个病人一直活到现在，他也是我们三代医生接续努力、薪火相传的见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医院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能够保障人民健康，更能够推动医学进步，筑牢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根基。
（解放日报记者徐蓓整理，记者顾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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